二、文化寻根

    红色文化的根，在哪里？
　　红色文化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良田沃土之中。中华民族文化以华夏文明为主干，枝繁而叶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岭南文化……无不异彩纷呈，而以“经世致用，敢为人先”著称的湖湘文化，无疑是它的重要根系。
    湖南是一个内陆省份，这里山峦起伏、川流蜿蜒、湖泽浩渺。在这里，神农尝百草；在这里，舜帝奏韶乐；在这里，岣嵝碑、炎陵与陕西黄陵共奉为中华民族的三大瑰宝。2400年前，屈原的足迹到了这里，他投江百年后，贾谊又来到这里。后来史学大师司马迁专程来到这里，“读《离骚》《哀郢》《招魂》《天问》，悲其志”。他化屈辱为荣光，完成巨著《史记》，辉映了屈、贾精神，更烛照了后来者的脚步。李白来了，杜甫来了，陈子昂来了，柳宗元来了，30多位唐代诗人荟萃湖湘，在“面朝洞庭、春暖花开”的达达马蹄声中，为湖湘文化的形成注入了新的内容和品质。
    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的岳麓书院，一跃而为北宋书院之首，自此弦歌不绝千余年。1167年，在书院主事的哲学家张栻，邀请远在福建崇安的朱熹前来讲学。一时间，长沙成为全国理学重镇，令无数书生学子心驰神往。朱张会讲开创了中国学术大师携手对话、辨析义理的优良思想传统，这是求同存异的“和”文化的一次雅集和盛会，被后世尊为千古绝唱。后来在潇水支流的濂溪边上，诞生了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王闿运的这一名联正好追溯到理学的源头。到了南宋建炎年间，胡安国、胡宏父子迁居衡山，积极研究与传播理学，反对腐儒学风，力主“通晓时务”、“知行互发”。“湖湘学派”由此发端。
　　在湖湘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下，湖湘本土学子开始偶露峥嵘。到了明清，乃至清末民国初年，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湖南第一师范前身）为人才基地，湖湘学子如朝阳之喷薄，似大江之汹涌，若群山之巍峨：王夫之、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长佑、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黄兴、蔡锷、杨昌济……真可谓“中兴将相，十九湖湘”。
　　穿越历史的时空，我们仿佛看到了湖湘文化久远的薪火……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20世纪以来，从革命领袖到无数将士，湖湘大地捧起满腔热血，引领红色风潮，为建党建国伟业立下震烁古今的功勋。于是，人们在追问，在探究：湖湘文化靠什么孕育了如此众多的风流人物？当我们走进湖湘文化的血肉与肝胆之中，领略到的答案是那苍茫历史背景里永不褪色的红色因子。
    我们不难发现，在湖湘文化的内核中，赫然站立着四个大字：爱国主义。屈原忠贞被谤，贾谊力主改革，范仲淹“先忧后乐”，左宗棠白发戍边，谭嗣同变法殉国，黄兴断指犹战，宋教仁“为宪法流血”，陈天华蹈海警世……爱国主义情怀，激励着一代代湖湘文化的骄子挺身而出，敢于担当，为民族和国家，如杜鹃啼血，奉献忠贞。
　　我们不难发现，在湖湘文化的内核中，傲然挺立着经世致用的精神。从胡安国、胡宏父子创立“湖湘学派”起，就十分“留心经济之学”，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张栻主张经世力行，强调行是知的来源。王船山“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使实学思潮盛于湖南。魏源主张“以经术为治术”，力主扭转那种“泥古不切时务”的考据学风。经世致用一扫考据成癖的学风，使湖湘人的精神气质别开生面。
　　我们不难发现，在湖湘文化的内核中，蕴涵着极为可贵的开放品格。湖湘文化是贬臣、流亡诗人、外地学者与本土精英共同缔造出来的，它绝不是一个封闭的学派，而是一门开放的学问。炎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逐臣。自先秦、两汉到唐宋，贬臣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辛弃疾、朱熹、文天祥、王阳明等，流浪诗人（文人）李白、杜甫、孟浩然、韩愈、胡安国、胡宏等，都是著名的大学问家，加上湖南本土的仁人志士周敦颐、张栻、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黄兴、蔡锷、谭嗣同等，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才得以融铸而成。湖湘文化的开放性给予了湖南人前所未有的视野、胸怀和气魄，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是湖南人魏源，中国民主教育的先驱者是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孔昭绶，中国第一位外交大使是湖南人郭嵩焘……
　　我们不难发现，在湖湘文化的内核中，无处不见教育的影响和力量。湖湘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教育史。神农炎帝是中国教育之祖。他教导人民识别医药、播种五谷、使用工具，还教育人民制陶、射箭、绘画、音乐、舞蹈、健身。炎帝的教育思想就是四个字：全面发展。屈原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并列为春秋时期五大教育家，爱国主义和对真理的追求是屈原教育思想的两大基础，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以“滋兰”“树蕙”而著称。张栻与朱熹的教育思想是研讨性学习……
    在湖湘大地上孕育与传承的湖湘文化，与民族的脉搏一起跳动，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它积千年之功，卓然独立于世，显示了参与中华文化血脉运行的巨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