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赵瑜访谈录

本刊记者 陈敏华

　　认识赵瑜，是从当下极红的《小闲事》开始的。在这本长篇文化随笔里，赵瑜用自己的妙笔，还原了一个恋爱中的鲁迅——这个大写的人，他褪去了被人们披上的神的外衣，站在生活的河流，爱情的河流，与广平兄“关关雎鸠”般一唱一和，尽显顽皮与可爱，侠骨与柔情。

　　生活中的赵瑜，洵洵儒雅，又情感丰沛。谈到爱情教育这个话题，素以写爱情专长的他，收起了平日文字里的调皮与慧黠，目光诚恳而认真。

　　记者：《小闲事》讲述了一个恋爱中的鲁迅，这是一个极少为人们所知，距离中学课本非常遥远的鲁迅。在那个时期，刚刚告别中学校园的许广平与鲁迅恋爱，这是很惊世骇俗的。而现在，中学生恋爱已然司空见惯。作为一个关注社会文化、关注情感生活的作家，您怎样看待这种社会现象？

　　赵瑜：关注社会文化和情感生活，这修饰语不错。首先我想讲一下许广平的恋爱。许广平有一个思想进步的哥哥，受他的影响，在年纪朦胧的阶段逃婚，离开广州。她先是到了天津，一所师范学校，后转学至北平女子师大。正在是女师大期间认识了鲁迅。她的恋爱故事还挺曲折呢。在认识鲁迅之前，她有过一次刻骨的初恋，对方叫李小辉，仿佛是她的一门远房表亲，她戏称他作表兄。许广平在天津求学时，与一位叫常瑞麟的同学一向友好。1923年冬天，常的两个妹妹得了猩红热，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从来就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的许广平不顾个人安危，像亲姐妹一样悉心照料她们，自己却不幸染病，竟至昏迷。李小辉来看望她，也被传染了。等到许广平醒来，李小辉已经因为急性猩红热离开了人世。周围的同学一开始都隐瞒这一事实，直到许广平天天找李小辉而不见，同学们才告知了她真相。她一下子呆滞了。

　　这是一九二四年春夏之交的事情。正是这个时候，鲁迅进入她所在的学校教授中国小说史，成为她内心苦闷的一味解药。

　　鲁、许的恋爱曾经被称为中国二十世纪第一例师生恋，其实，若是考证起来，我觉得绝不会是。只不过是因为鲁迅将两个人的情书出版，引起轰动。

　　转而说说当前中学生的恋爱的现象。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从法律层面上看，凡是年满十六岁便是一个具有刑事能力的公民了。也就是说，一个少年活到了十六岁，便要具备自己掌控自己的能力了。作为社会，要相信这些年轻而单纯的学生，会以最为善意和温暖的内心来处理自己的感情和学习。所以，对于学生早恋，社会、家庭和学校应该宽容一些，应该去疏理，而不是打压，打压很可能造成他们的逆反，从而毁掉了一个单纯善良的孩子。

　　记者：您能不能从文学教育的角度，谈谈爱情以及爱情教育对于生命成长的意义？

　　赵瑜：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一生的感情，在中学阶段是最为纯粹的。这个阶段的我们，没有物质以及社会层面的荣誉作为背景介绍。这个时候的喜欢就像泥土里自然生长的果实一般，是气息的相互吸引。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这些爱恋的情愫如果处理好了，将是营养一生的铺垫。然而，同样的缘由，正是因为这个年龄的感情过于真空，它们的保质期极短，在长长的一生里，极少有人初恋便成功。我有时候会想，老师如果是一个电视旁白的角色，将自己的经历与情窦初开的学生来分享，这样会不会让学生们更好地保存自己的感情，把时间合理地分配在学习上。

　　对学生早恋之事，粗暴地制止只能适得其反，任由其发展，则又会扰乱整个校园的秩序。在现行教育体制和当前的社会状况下，我更觉得，学校应该有专门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爱情观的课程，每一个进入中学的同学都应该上这门课，要让他们知道爱情不仅仅是两情相悦，更有携手并肩的奋进，更有责任的担当。如果能这样，学生们将会自然而然地，将单纯的爱恋更多地保存好，等到合适的时间再盛开。

    记者：恋爱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是每个人生命成长中必然也必要的环节，教育的作用应当是更好地培植和引导，让他们在花季开花，丰年结果。那么，作为一名作家兼媒体从业者，您觉得文学作品对青少年爱情观的形成有什么作用，而媒体在中学生爱情教育中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赵瑜：文学作品我觉得还是应该承担挖掘人性深处的善意为责任。具体到青少年的爱情观，我觉得文学作品应该承担道德底线的宣传之责。我不觉得歌功颂德就是好的教育方式。人性是复杂的，对具体生活情节的简单化其实是一种欺骗。任何刻意拔高并用力虚饰的观念都会在践行层面上受到质疑。我觉得，在出版的青少年文学作品中，除了真善美的挖掘之外，还要在有争议的一些疑点上进行温润铺展，敢于直面。要让现实生活中的孩子在真实的人生面前自觉地往自己内心打捞本属于自己的品质：坚强、正直、善良，直到他们自觉地站在生活美好的一边，才是作品的成功。

　　我国传统文化里有很多精华的东西，譬如中庸，譬如《易经》里所讲述的三元论。所有这些，其实都在现行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面对青少年读者的文学作品里消失了。现在的很多作品都极力赞美物质，而精神却被丢弃在荒野里，这很可怕。

　　中学教育其实是一个奠定世界观的教育。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所有的中学生考上了大学，第一节课便是被大学老师洗脑，说你们以前所学习的东西都不对。这有些荒唐可笑。为什么不在中学的时候就让这些单纯的孩子知道，这个世界绝不是只有二元对立，绝不是只有黑与白，好与坏，绝不是这样的。

　　媒体在中学生教育的责任担当这个领域是基本缺席的，当前中国的很多媒体已经成为一种没有普世价值的商品，这很值得警惕。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很担心生活在这样一个不良媒体时代的中学生。我希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出现一些环保组织一样的团体来呼吁，来保护孩子们的心灵环境。

　　记者：我们现在倡导民主的教育，成人与孩子应该平等对话。您觉得，成人作为中学生的平等对话者，应该怎样跟孩子谈论爱情这个话题？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赵瑜：早些年，我主持过一个中学生杂志的恋爱课堂栏目，碰巧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时候常收到一些寻死觅活的中学生信件，曾经和一些文学社团有过多次的座谈，也就早恋问题，交流过多次。

　　我的个人体会是，去神秘化。让学生们自然地面对这个问题，让他们知道，到了一定的年纪，对异性有了好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这是性别的觉醒，只需要妥善地处理好自己的感情就好了。

　　有了打开窗子的这样一个前提，那么，便是和他们推心置腹讨论人生过程中的分工问题。譬如，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在特殊的舞台上，我们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不可能在年纪很老的时候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不谙世事；同样，我们也不能在孩子的时候扮演成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谈情说爱。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有一个非常通畅的信息接收环境，他们有更多的自主精神。在成长的过程中，只要底色纯正，相信他们能绘好自己的感情素描。

　　记者：在爱情教育方面，您对我们的中学教师有什么建议？

　　赵瑜：我理想的爱情教育应该像大学的公共课，又或者一些公司上的拓展训练课，以一种开放、互动，甚至心灵成长的方式，对孩子们进行情商教育，让他们知道：爱，是最美好的花朵，但是，它需要最合适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