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川和

　　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提倡教育家办学”，“教育要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再次引起舆论和社会对“中国当代有没有教育家”“中小学校长、教师为什么难以成为教育家”的热议。

　　说当代中国没有教育家，肯定有很多人不会同意，但正如钱学森反复追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是以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衡量一样，如果以孔子、孟子等古圣先贤为参照，今天有谁能够在历史上真正站得住脚，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把眼光看近一点，就以蔡元培、陶行知等为楷模，审视当代，有影响、有思想的教育家在哪里呢？

　　“渴望大师”，凸显了当代人精神家园的贫瘠。在这个需要大师而又很难看到大师的年代，“寻找当代教育家”是一次寻根之旅、一次发现之旅、一次批判之旅。我们关注的是：大师级教育家要通过怎样一条成长之路？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土壤适合教育家成长？

教育家在哪里？

　　学者李泽厚最近撰文称，21世纪将是教育学的世纪，虽然李泽厚主要是从哲学层面关注“教育学世纪”的特征，强调人必须从机器中解放出来，获得全面的人性发展，并未对教育做出特别审视，但学者们对21世纪教育重要性的特别关注已见端倪。那么，教育自己准备好了没有呢？我觉得，我们的准备还很不充分——我们还缺少教育家。

　　现在有没有教育家，这话不好说。因为不知道该拿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比照，当然，教育家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用一个刻度来衡量教育家，说不定他就不是教育家了。我们有教育理论专家，有教育管理专家，还有教育行政专家，他们算不算教育家呢？难说。在我们的理解中，教育家有理论创新，更有实践探索，他用一辈子的教学实践来建构、创新他的教育理论。

　　在中国历史上，教育家如群星璀璨。春秋战国时代、崇文尚德的宋代和天崩地裂的近现代是公认的出现教育家最多的时代。孔、孟、墨、韩，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把他们看作哲学家、思想家，但他们同样是杰出的教育家。现在的很多教育理论，其实并没有跳出孔夫子的思想范畴。宋代的朱熹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集大成式的教育家。和他同时代的程颐、程灏兄弟，还有周敦颐、张载，以及明清的王守仁、王夫之，是一脉相承的。近现代史上的教育家人们熟悉的就更多了，蔡元培、严复、梅贻琦、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寻找今天的教育家，不应该忘记这份尘封的历史遗产。

　　放眼现在，“理论”教育家倒是不少，到书店里去看看，有关教育的研究成果、理论著作琳琅满目。要挑一本还真的费力。为什么难挑选？就因为这些“成果”大多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是一些空头理论，不能给教育教学以有益、有力、有效的指导。如果出一本专著就可以冠以“教育家”的桂冠，那这样的“教育家”，真是数不胜数了。历史上的教育家是真正的教育家，是我们仰视的对象，眼前的“书本教育家”却让我们厌恶。说实话，他们哗众取宠、故作高深的理论，有时简直是混淆视听，给本不平静的教育添乱。

　　当代中国应该有也一定要有大批的教育家。可是，具体到一些知名的教育界人士，人们又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疑问：他能算教育家吗？据说，连一些专门研究者讨论活跃在当代教坛的教育家时，也常常陷入举棋不定的尴尬，甚至比局外人疑问更多，分歧更大。一些辞书编者在确定教育家时干脆立一准则：凡在世人物一律不列。这对当代搞教育的人来说，不知是一种打击还是一种鞭策。

谁来给教育家塑身？

　　教育家不是量身定制的，所以谁也不能给教育家做一个“框框”——往这个“框”里放得进的就是教育家，放不进的就不是教育家。但是，每个人眼里都有自己的教育家，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把尺子。教育家不是一个职称，不能也不应该通过什么评估机构来评定。提倡和鼓励人们争当教育家，其实是教育工作者的一种追求境界。针对当前教育现实的诸多不尽如人意——“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素质教育难以落实，教育的廉洁形象受到损害，师德滑坡，斯文扫地，师生对立，恶性事故时有发生，等等——人们有理由呼唤更多教育家的成长和涌现。

　　我们来看一篇小学三年级学生的作文。

我的老师

　　我们班设立了图书角，每个同学带两本课外书，沈老师带来了6本，大家都爱看。

　　春游时，我把食品弄丢了，沈老师送给我一袋面包、两瓶酸奶，其实她自己带的也不多。

　　上次语文考试，我只考了85分，很伤心，沈老师借给我5分，让我下次考试还给她。

　　沈老师买了一个漂亮的转笔机摆在教室的书柜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削铅笔了。

　　上星期，我不小心打碎了沈老师的红墨水瓶，同学们都怪我。我哭了。沈老师知道后，没有批评我，反而安慰我。

　　沈老师每天和我们一起背古诗。古诗文擂台赛时，她得了第一名。

　　生水痘了，我一个人在家，很孤独。沈老师带了水果来看我，还给我补课。

　　大扫除时，沈老师不让我们擦天窗，她怕我们摔着，自己擦了所有的天窗，累得满头大汗。

　　作文中的沈老师是一个有教育家气质的老师。沈老师最大的特点是爱学生，而且爱得很有艺术，这是成为教育家最重要的前提。小学生的眼光当然是天真的、幼稚的，但作文中透露出的信息却是很丰富的。怎样看待考试和成绩，怎样对待学生的犯错，怎样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怎样以自己的爱心培养学生的爱心，这些都是每一个老师需要认真思考的。教育家的成长往往是从这看似不起眼的地方起步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教育家是由学生塑造的，离开了学生，教师不可能获得有意义、有价值的成长。同时，教育家也是由社会、由家长塑造的。学生的塑造是“逼”着老师向教育家靠拢，正是千差万别的学生个性，层出不穷的课堂表现，“逼”着不肯向现实妥协的老师用心去探索、去挖掘、去创新。但社会和家长的塑造往往带着“副作用”，老师在这个时候就要有自己的思想和定力。一个教师走向教育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观察社会，另一方面要反思社会。观察使你的思想有了生活的气息，有了现实的基础；反思使你不会随波逐流，不会被舆论所左右，时刻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

　 想起了叶圣陶的一段故事。上世纪40年代，叶圣陶在四川，他白天办公，晚上教儿女们写写文章。常常在晚饭之后，把油灯移到桌子中央，三个孩子凑着光亮，认真地听父亲讲解，有时也和父亲热烈讨论。他们每人每星期交一篇文章。叶圣陶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对儿女们的作文，他也从来不出题目，随他们写去。叶圣陶一边看他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看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孩子们：“原来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他问得十分仔细，简直就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孩子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这是一个父亲兼教师的形象。有人说他“是实际的教育家，但不是取教训态度的老师，而是取辅导态度的顾问”。叶圣陶还是很有名的作家、编辑家。在编辑部，他看稿编辑，和作者、读者书信联系，甚至校对都是自己动手。他热情、认真、宽容，一心一意为作者和读者服务。来稿只要有可用之处，他就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他的复信措词谦逊，字迹圆润丰满，正显出他那谦和而又诚实的心。在编辑部他放手让青年编辑在实践中锻炼，有合理的建议欣然采纳，对可用的稿件热忱支持，有忽略的地方及时提醒，有弄错的地方予以纠正。

　　叶圣陶以他的执着、严谨、敬业成就了他作为教育家的人生。他当编辑的作风也正是一个教育家的作风。这种作风让人感到很温馨、很亲切。还记得季羡林在北大为大学新生守行李的故事吗？更远一点，还有蔡元培在北大当校长时，因为学生游行被捕而寝食不安，他放下校长身份，亲自去警察局交涉，直到把学生都接出来，虽然他一向并不赞同学生干预政治。这些流传在教育家身上的逸闻逸事，体现的是他们的人格和修养。从这里看来，教育家又是自己塑造自己的。

　　禅宗说，人人都可以成佛，只要你心中有佛。当你为善时，你伸出的是佛之手；当你用慈悲的眼睛看人时，你就有了佛之眼。佛是善的集合，是慈悲的集合。千万个善行善念集合起来，就成了佛。我们也可以说，人人都可以成为教育家。当你用真挚的爱心关爱学生时，你就有了教育家必不可少的爱心；当你努力寻求最好的方法启迪教育学生时，你就有了教育家的智慧。持之以恒的探索、积累、创新，多少年后，在不经意之间，你已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教育家。

培植教育家成长的土壤

　　有个学者对今天没有有影响的教育家，痛心疾首。他说：“欠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是诞生过孔子的国度的最大耻辱，也是1949年至2009年60年间最大的失败。真正的危机是，我们似乎从不承认这种失败。具有重大担当的北京大学回眸百年历程时，竟然还飘飘然地标榜：我们是有过蔡先生的。”此言如此尖锐，甚至刺痛我们的神经，闻者莫不震动。为什么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那么多的教育家，而新中国成立60年来竟没有出现几个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家？那个时代的物质条件、社会环境显然不能与今天相比，那一大批教育家是怎么造就的？教育家的成长到底需要怎样的环境和土壤？近年来各地纷纷启动“名校长”“名教师”工程，期望由此造就一批教育家，怀着这种良好愿望的人们能否如愿以偿？

　　当代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教育家？或许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说：当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出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家？“出不了”和“没有出”是有区别的，中国不是“出不了”而是还“没有出”教育家。原因在哪里？值得很好地探讨。西南联大在抗日的烽火中，辗转流徙，艰苦备尝，仍然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学者和科学家，直到今天仍在各个学术领域担纲挑大梁。西南联大的成就令人啧啧称奇，让今天的大学办学者汗颜。 “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发展。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开口闭口都只会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蔡元培在北大当校长，聘用教授的原则是，只要学有专长，其他都可以不问。钱玄同上课，从来不判考卷，他收到考卷，就盖上学校发给他的刻有“及格”二字的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蔡元培对此却从不根究。今天谁有蔡元培的魄力和气度？又有谁敢像钱玄同那样挑战学校——只怕有钱玄同的胆量也不一定有钱玄同的本事？当年清华招生，钱钟书、吴晗都是数学打零分的偏才，今年北大自主招生，中学校长实名推荐，有谁敢把一个偏才推出去？

　　教育本是理想的事业，现在却搞得那么功利。从大学教授到中小学教师，一到评职晋级，就要看他发表的论文。一篇论文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一个教师真的有那么多论文可发吗？即便发表了的论文是不是真的有学术价值？评级的时候，评委们是不是认真审阅过老师的论文？——恐怕走过场的多。一个教师如果认认真真写一篇教学心得，比起东拼西凑摘摘抄抄要实在得多，也有意义得多。如此急功近利，有谁愿意坐冷板凳。美国人对从教授到中小学教师的评价，并不看重论文，即使多年没有论文发表，也不会降低对他的评价。事实上，教师工作的水平、能力和价值，根本不在乎有无论文。

　　书法家沈尹默教学生写字，他这样告诫学生，写字要从老老实实临帖开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换着临，不要急于创新出风格，即便一辈子出不了风格也不要紧，只要人家说一句“他是临过帖，是有功底的”，也就满足了。其实，搞学问是这个道理，搞教育也是这个道理。我认为，教育家除了“为振兴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理想，还要有一种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最潜在的内驱力——献身精神，这种献身精神不关名利，不受诱惑，不计得失，不图回报，正如蚕之织茧，是为了完成自身生命的涅槃。居里夫人诠释过这种内驱力：“那些很活泼而且很细心的蚕，那样自愿地、坚持地工作着，真正感动了我。我看着它们，觉得我和它们是同类，虽然在工作上我或许还不如它们组织得周密。我也是永远忍耐地向一个极好的目标努力，我知道生命很短促而且很脆弱，知道别人的看法不同，而且也不能保证我的努力自有真理，但是我仍旧要如此作。我如此作，无疑是有使我不得不如此作的原因，正如蚕不得不作茧。那可怜的蚕即使不能把茧作成，它也必须开始，并且仍然那样细心地去工作；若是它不能完成它的使命，它死了就没有变化，没有报酬。我们每个人都吐丝作自己的茧吧，不必问原因，不必问结果。”